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攻擊，首先是發生在近3千名死難者及其家屬身上的一場重大悲劇。連串的暴力行動造成他們的生命遭到扼殺，命運永遠改變，引發舉世震驚與義憤。許多第一波應變人員因為在攻擊後立即進行搶救工作，至今無法恢復健康。死難者的家屬們將永難忘懷。
為這場悲劇雪上加霜的是，因恐怖攻擊而激起侵犯人權的反應，餘波至今未平。喬治・W・布殊總統的政府未能重申禁止這類工具性暴行的人權標準，反而將其撕毀。美國民眾驚懼於恐怖攻擊的巨大規模，未能予以適當抵制。通常這是因為大部分措施均為秘密執行，民眾至少直到最近都渾然不察。
白宮法律顧問柳約翰（John Yoo）撰寫了那份惡名昭彰的酷刑備忘錄，為不正當的行為強詞辯解。對嫌疑人的粗暴虐待，例如水刑（waterboarding），竟美其名為「強化偵訊技術」而一筆帶過。布殊政府的司法部長岡薩雷斯（Alberto Gonzales）稱《日內瓦公約》為「古老」、「過時」而不足採納。他的中央情報局局長海登將軍（Gen. Michael Hayden）更公然主張情報人員應盡量逼近法律極限——不要怕踩到邊界——事實上他們早已悄悄踰越。
這種對人權的漠視已引起他人仿效。殘暴的統治者們發現，要為大規模人權侵犯脫罪，最好的辦法就是貼上對抗「恐怖主義」的標籤。中國政府利用這種說法，為其拘押一百萬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迫使他們放棄伊斯蘭信仰、文化和語言的行為辯解。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埃及總統塞西也以同樣藉口分別拘捕了數萬人，儘管通常都毫無實據。以色列政府則用它來合理化對加沙地區長達14年的封鎖和間歇轟炸。
除了暴行本身，還有概念上的損害。布殊政府沒有採用執法手段處置9/11的駭人罪行，而是宣布展開遍及地球每個角落的「全球反恐戰爭」，遠超過蓋達組織領導人賓拉登據信藏身的阿富汗國境以外。據稱，這樣可以將任何地方捕獲的「敵方戰鬥人員」不經控罪或審判即予拘押，直至「戰爭」結束，換言之，可能永無止境。關塔那摩灣的無限期拘押就是基於此一理據。
這種「戰爭」範式也被用來合理化就地格殺嫌疑犯，其罪證通常極為薄弱。國際人權法要求執法官員必須盡可能逮捕嫌疑犯，使用致命武力只能作為阻止人命遭受立即威脅時的最後手段。由於將疑似恐怖分子都視同「戰鬥人員」，美國政府以此為由，經常以無人機或其他軍機實施空襲，將這些人逕行擊斃，如同在真實戰場上斬殺敵軍一般，即使他們身在遠離任何美軍戰場的也門、索馬里等地。
若用一種更開明的方式對抗恐怖主義，有可能得到穆斯林社群的響應。美國大多數穆斯林都對蓋達組織扭曲伊斯蘭教義以合理化9/11和其他恐攻感到驚駭。全球而言，穆斯林是恐怖主義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從布殊到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穆斯林作為一個整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懷疑。他們被警方監控，被定性為偵訊對象，被設局誘捕，或當作「重要人證」扣押起來。這種不當對待非但無法鼓勵穆斯林社群合作偵測潛在的恐怖主義威脅，反而使他們日益疏遠。
這些虐待行為的發生幾乎總是可以免除責任。除了少數低階官兵受到起訴之外，有關酷刑或其他罪行的調查或起訴全都舉步維艱。即使奧巴馬總統已經宣布停止酷刑計劃，他仍然拒絕對授權實施酷刑的高級官員展開刑事調查，聲稱美國需要向前看而非向後看。其結果是，酷刑雖然在法律上構成犯罪，實際上仍是政策選項之一。特朗普曾揚言要重新啟動。未來的總統也可能被鼓勵再度採用。
美國政府尋求維持對酷刑有罪免罰，也是五名疑涉9/11恐攻策劃者迄今無一受審的主因。普通聯邦法院早已起訴過數百宗有關恐怖主義的案件，其中不乏複雜而重大的案例，如果由這些法院擔綱審判，幾可肯定早已大功告成。然而美國政府企圖免除正當程序保障，避免其酷刑被公諸於世，並盡可能充分利用刑求逼供的成果。為此，它沒有將 9/11 嫌犯移交普通法院，而是為他們量身設計特殊的「軍事審判委員會」，一個不利被告而且基本上不公正的「司法」制度。
9/11恐攻二十週年，既是悼念死難者的時刻，也應重新檢討美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在哪些方面受到重大誤導。這是譴責恐怖主義邪惡的時刻，也是關閉達塔那摩的時刻，應當釋放現仍在押、未經起訴的全部39名高齡囚犯，同時讓其他被告在合格的法庭接受公正審判。應當把握時機，盡可能起訴所有下令實施秘密關押與酷刑的官員，公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有關這項卑劣計劃的完整調查報告。此刻也該要正式宣布結束「全球反恐戰爭」，承認在沒有真正武裝衝突的情況下，打擊恐怖主義罪行可以和其他重大犯罪同樣遵守國際人權法的約束，不必乞靈於縈繞這場永久「戰爭」的無限期拘押和就地格殺。
